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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7年6月30日深夜，香港会展中心附近灯火通明，中英双方代表正等待政权交接。
几个小时后，英国在香港一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结束。
很多人容易把这件事理解成“租期到了，九龙岛就自然归还”，但真实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。
香港问题的关键，并不只在九龙。
1842年《南京条约》把香港岛割让给英国，1860年《北京条约》又把九龙界限街以南地区割让出去；
1898年，英国通过《展拓香港界址专条》租借新界，租期九十九年，至1997年6月30日届满。
也就是说，香港岛和九龙南部在条约文字中属于割让，新界才是租借。
可这三块区域在地理上连成一体，港口、道路、供水和城市管理更不可能被硬生生切开。
英国若只交还新界，香港就会变成一座难以维持的孤岛。
这正是谈判中最现实的一层。
1982年9月，撒切尔夫人访华，中英关于香港前途的正式谈判由此展开，经过两年多磋商，双方于1984年12月19日签署《中英联合声明》，并确定香港于1997年7月1日恢复行使主权。
谈判并非一帆风顺。
英国曾试图把香港的行政管理权与主权分开，甚至提出由英国继续参与治理。
邓小平的态度相当明确：“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。
”这句话，实际上划出了谈判的底线。
有一次会谈后，英国方面仍在强调英国的管理经验，中方代表回应：“香港的主权必须归还中国，治理方式可以谈，主权不能谈。
”话说得不长，却把问题的核心点了出来。
香港回归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背景：英国距离香港万里之遥，英国本土无法对香港进行大规模陆上支援；
而中国大陆与香港相连，战略主动权并不在英国一边。
经过抗美援朝战争、边境作战以及长期国防建设，中国已经具备维护国家主权的能力。
英国最终接受谈判方案，不是单纯因为租约到期，而是法律、地理、实力和现实利益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海参崴则完全是另一种局面。
今天的符拉迪沃斯托克，位于俄罗斯远东滨海边疆区，是俄太平洋舰队重要基地，也是西伯利亚铁路通向太平洋的终点之一。
这个城市原属清朝控制范围，1858年《瑷珲条约》和1860年《北京条约》后，乌苏里江以东大片地区被纳入俄国版图，海参崴也随之易手。
这里需要说清一个常被混淆的事实：海参崴并不是像新界那样存在明确的九十九年租期。
相关条约形成的是领土割让和边界变更，俄国随后把它按照本国城市建设，修筑港口、铁路和军事设施，并持续向当地移民。
经过一个多世纪，那里的人口结构、行政体系和社会生活都已经发生根本变化。
这就决定了两件事的性质不同。
香港回归，面对的是殖民统治结束和主权移交；
海参崴问题若被重新提出，则会触及既有边界条约、现代国际法和两国现行关系，绝不是等待某个日期到来即可解决。
更重要的是，海参崴对俄罗斯远东战略的价值极高。
它虽然受季节性结冰影响，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全年无冰港，但港区规模、铁路连接和军事条件，在俄罗斯远东地区仍难以替代。
俄太平洋舰队需要它，滨海边疆区的工业和贸易也依赖它，西伯利亚铁路更把这座城市同俄国内陆紧紧连在一起。
失去海参崴，对俄罗斯而言不只是少一座城市，而是可能动摇远东地区的交通、军港和补给体系。
大连、旅顺在近代和二战后的复杂经历，也让俄方更加看重远东港口的控制权。
对一个领土观念强烈、又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来说，这类核心战略空间几乎不会被轻易拿来交换。
中俄之间后来确实通过谈判解决了一些边界遗留问题。
2004年，两国签署边界补充协定；
2008年，黑瞎子岛相关界段完成勘界和交接。
那是双方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处理具体边界问题，并不等于俄罗斯承认海参崴应当归还中国，更不能把局部边界调整套用到整座城市。
还有一层现实差别。
香港回归前，居民主体是华人，经济、法律和生活方式同内地存在长期联系，回归后的制度安排也已经通过谈判确定。
海参崴则是俄罗斯人口占主体的现代城市，行政、教育、司法和公共服务体系均依照俄方制度运行。
即便只谈治理，不谈主权，接管后的法律衔接、人口安排和经济运转，也会是极其复杂的工程。
有人会问：“既然历史上属于中国，为什么不能直接收回？
”问题恰恰在“直接”二字。
历史记忆可以保留，现实边界却要考虑条约效力、国家利益和战争风险。
中俄两国有漫长边界，也都拥有庞大军力，若因海参崴问题走向对抗，代价远非一座城市本身能够衡量。
所以，九龙能够在1997年回归，依靠的是租约到期、城市不可分割、谈判安排和综合实力共同形成的条件；
海参崴没有出现同样的“触发点”，又是俄罗斯远东的军事与交通支柱。
两者都曾与晚清失地有关，却并不是同一种历史问题，也没有同一把可以套用的解决钥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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